清人余国柱云：

    打降之为害，地方惟三吴有其事，遂有其名……城镇乡村无处不有，藉拳棍为生涯，视良善如几肉……倚靠势豪为城社，结连衙蠹为腹心。彼既恃有护身之符，尚何畏三尺之法？”（注：康熙《常熟县志》卷五《风俗》。）

    然而，打行对绅士的依赖也非一厢情愿。对绅士来说，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更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也需借助打行之勇力来施展其势。例如，民抄董宦时，“董氏见万民汹汹，祸在旦夕，纠郡中打行恶少ｈàｎ＠①卫。”（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昆山徐宦之子徐四爷为了占夺邻人田房，“飞驾械船二十只，统部枭狼仆高已、徐音等百凶”，肆行抢打（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24。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其家奴顾君甫谋占邻人田产“百计谋圆不遂”，于是“埋伏打降二十枭，各执金箍铁尺器械”，指喝画押，强行占据。（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30。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松江“宦孽”高槎客、高介祉、高玄照等人，谋占邻人房产不遂，即“霹驾风水有碍为由”，“统枭百众，列械层围，斩门抄燹，逢人便殴，遇物即伤，门窗锅灶，顷成齑粉”，邻畏闭户莫救。（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9。 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徐元文侄徐振绂窜踞太仓，“纳闯将胡恩、盛五、沈石朝官、陈祥等二百余枭，助恶行凶。”（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2。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

    正是在上述动机的驱使下，绅士力图对打行进行渗透和控制，并主要采取下述方式：

    一是亲自加入打行。下层绅士流氓化是晚明突出的社会问题，其情已具于顾炎武《生员论》一文中（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作为一流氓群体，打行自然以市井恶少、游手好闲之辈为主体，然而因打行有利可图，所以不少下层绅士如落第秀才，自思上进无望，便厕身其间。《亦巢偶记》载：打行“有上中下三等，上者即秀才贵介亦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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