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之家蓄养打行。如乡绅董其昌“招集打行，肆行诈害，温饱之家，则＠③债而盘其田房；膏染之子，则纠*而席卷其囊橐。囹圄怨气冲霄，圜＠④怨声载道。”（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松江乡绅高槎客等“招纳盐枭打降”，为害乡里（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9。）。徐乾学子侄、 工部尚书翁叔元侄子翁是龙、翁振翼、河南道邵登之子邵锡麒等人即豢养了不少打降。（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9。）南京势豪邓玉堂“蓄虎棍数十人，遇江上卖舶至者，令其党假充诸色人给事贾人所，或为缝纫，或为祷祠，因得贾人乡里姓氏，与其祖父诸名字，写伪券怵之曰：‘某年而祖父游金陵，负我金若干。’贾人多错愕不能辨，其党又大言恫喝，或居间游说胁持之，往往如数偿。间有识其诈者，辄钩致于家，置水牢中，其人闷绝，辄偿所负以求解。有讼者，请托抑其词不行，或讼者反被重刑而去，南都莫可如何。”（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八《陈侍御》。）
绅士对打行的控制，其意义不仅在于控制了打行本身，更重要的是由此还控制了其他流氓群体。江南流氓虽有多种名目，但并无严格的界限。首先，各流氓群体或互为勾连，或互为牵制，或同时受雇一主，关系至为密切。如太仓州有流氓组织“罡会”，“入会者讼师、打行、衙役”，每月量贫富投柜，“一人有事，即出柜中物，群致力，遂横莫遏。”（注：崇祯《太仓州志》卷五《风俗志·流习》。）常熟流氓组织访行，罗致讼师、打行、清客于门下，为害地方（注：佚名：《虞阳说苑》乙集《虞谐志》。）。在苏州、嘉善等地，访行每以打行为其“爪牙”，讼师每以打行为其“羽翼”，豪棍每以打行为其“鹰犬”，而讼师又为访行之心腹，打行也常借助讼徒的“辩口”进行活动。（注：参见《虞谐志·序》；李陈玉：《退思堂集》第一册，《述职言》。）而在上海一带，有打降、白拉、盗牛等流氓团伙，“凡白拉、盗牛，无非打降把持。”（注：嘉庆《南翔镇志》卷一二《杂志》。）太仓乡宦徐振绂“招讼师盛汉宗，参谋造囤；纳打降胡恩、盛五、沈石朝官、陈祥等二百余枭，助恶行凶；纵豪奴胥二、费戍等，草菅民命；交访革复充权吏王聚德、王聚斌、王聚升、杨茂凡、杨殿臣等一班，挟官枉法。”（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2。）
其次，各流氓群体的活动往往互有交叉。《南翔镇志》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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