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应该考虑到这样的问题，明代之山西泽、潞一带，商人力量已经十分强大，阳城又是有名的冶铁中心，陈廷敬之高祖陈修即“有志用世，竟不售，退而鬻冶铁”（注：见《陈氏家谱》。转引自刘伯伦未刊稿：《明清阳城人才迭出追因》，1998。），其父陈昌期“退综家务，虽好施急病，而生业日饶”（注：姜宸英：《湛园集》卷2，《封君陈公八十寿序》。转引自高翔前引文。），显然也是生财有道，因此商业伦理可能也会影响到陈氏一家的道德态度。就陈廷敬本人来说，他赞成“古人读书，直是要将圣贤说话实体于身心”，指出官吏的“能与不能，视其所治之民安与不安”，结论是“未有以好名为训者。故治天下亦务好其实而已矣”（注：见《午亭文编》卷24，《困学》；卷31，《请严督抚之责成疏》；卷32，《好名论》等处。）。他这种倡导实学的思想不仅有其时代的背景，也当有家庭教育的渊源，共同构成了他们在社会动荡之时以保全身家乡里为先的思想基础。

    由于晚明以来思想界发生了许多变化，强调“义利双行”的主张日益增多，传统儒家道德规范遭到不同程度的抨击或背离，因此除那些著名的党社人士钱谦益、吴伟业有降清之举外，黄宗羲也主张忠节应止于己身，不应波及子弟，其他普通知识分子如陈确这样的人，对死节行为也提出了异议（注：参见拙文：“试论陈确的忠节观”，《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第76-81页、91页。）。这是当时的一种大背景。但对于陈氏一家来说，更重要的原因应该还是为了维护身家性命和地区利益。后来陈廷敬对他父亲的这样一件行为也推崇有加：

    崇祯末，流贼隳突走北京，别遣贼劫掠泽、潞，我公奋然曰：勿待彼来，当先往以折其锋。驰驱一昼夜，行达贼垒。贼率坐帐中，矛棘森立，钩镝挺露。我公从容晓譬天道人事、顺逆祸福之故，谓民实无辜，孽毋自作。左右趋前欲逼，贼率曰：此狂生，纵之去，且令与一箭为信，戒其党毋犯，我里恃以安。当明之季，急党朋，乱正邪，骋空言，略实效，而封疆之事不可问矣。我公不出，而任人家国事，以危楼撑拒数万之贼，以立谈摧挫群凶之气，行其义于一乡者如此，此可以论世而知人矣（注：《午亭文编》卷43，《百鹤阡表》，第8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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