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段话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陈昌期是以一方领袖去与农民军首领交涉的，交涉的真实内容不得而知，但肯定不会是去痛骂对方，甚至有可能做出某些允诺，做出一些交易，否则对方怎会轻易放他脱身，并且对曾经抗拒过起义军的地方“戒其党毋犯”呢？结果是“我里恃以安”，陈昌期是“行其义于一乡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廷敬在此有意批评了明末“骋空言，略实效”的空疏学风，强调士大夫的实际作用，即不需理会那些表面的道德文章，而把理想落在具体的实处。像王阳明、吕坤这样的大儒，不仅不忽视学问之外的事功，而且事功从细微之处做起，这样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正如章潢所说的，这种努力“始于家邦，达于四海”，因此“乡乡皆然，县有不治乎！县县皆然，天下其有不太平乎！”（注：《古今图书集成》卷27，《图书编·保甲、乡约、社仓、社学总序》。）
本文以陈氏家族为例，涉及动荡时期地方士绅在乡里中的作用，一方面要说明晚期以来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的频繁、实学之风悄然而起，使传统儒家士大夫将远大理想首先落实在稳定本社区的努力之中；另一方面要说明，在这种乡绅的凝聚主持之下，特别是在社会动荡的形势下，无论是乡里、村落还是家族，这样的“小共同体”具有相当的自我维系和调节能力。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以这种小共同体为本位的，也不是说后者的内部是和谐的，对外是封闭的，或者长期自治的，而是说，在明后期以来的中国社会，正是由于社会动荡的剧烈、变化的频繁，使地方士绅、甚至最高统治者痛感维系基层社会稳定的必要，下层百姓也在某种情况下需要地方士绅的庇护。在两点上，地方士绅与地方百姓可能是认同的：一是地方性或地域性，当与它地方出现对立或冲突的时候，“小共同体”内部的一致性就体现出来了；二是社会性，当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增大时，“小共同体”作为民间社会的基本单元，也会表现出这种一致性，而这两种情形，都正是明清时期的重要历史特征（注：对于所谓“小共同体本位说”的批判，参见秦晖：《“大共同体本位”与传统中国社会（上）》，《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5期，第12-21页。他的批评就一般而论是正确的，但是忽略了许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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