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典史）。此后则代有官宦出，最重要的应是陈廷敬的五世祖陈天佑，曾任陕西按察副使。但陈廷敬祖上这一支，如前述，至其高祖这一辈，似乎就没有出仕。高祖陈修“隐居耕稼，以余粟惠乡人”；曾祖陈三乐“隐居自甘，为善不倦”；祖父陈经济“高蹈不仕，笃孝尚义，乡党推重之。人有争讼，以片语解之。无不悦服。里人有‘宁为刑罚所加，不为陈君所短’之誉。祀郡乡贤祠，征入一统志”（注：同治《阳城县志》卷11，“人物”，第23页下、24页上。）。他们虽然没有任何功名，所获荣衔皆因陈廷敬后来身居显位而追赠，但却可以算作地方精英或者地方权威。地方上调解纠纷、赈济灾困、和睦亲族这些士绅的基本职责，他们都在履行。直至陈廷敬的父辈，才重返宦途，而陈廷敬的父亲陈昌期在明末“学博不仕，燕居图书满前，教子弟以道义”，到顺治时才中了一个乡贡（注：同治《阳城县志》卷11，“人物”，第25页上；卷8，“选举志”，第15页上。），并未仕官。
二
对于士大夫在乡里扮演积极的角色，古代中国早有强调，而这一强调自宋以后尤为突出。张载、程颐、朱嘉、范仲淹等努力重建宗族组织，实际上也有稳定社区的意义。譬如范氏义庄的《规矩》制订各种条文，主要就是为了赡养贫族，甚至支持教育、婚丧嫁娶等事。另如修谱，也是为了敬宗收族，以弥合各种矛盾。与此同时，程颐又在晋城搞了保伍法，神宗时的所谓“蓝田四吕”制订的《吕氏乡约》又被南宋的朱熹发扬光大，目的也是要乡里之间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保持基层社会的稳定。
随着地方士绅力量的不断扩张和基于经济变动的社会流动性增大，这种趋势日益得到强化。它不仅是地方士绅自己的实际和道德要求，也为各级统治者所提倡。明太祖在里甲之外，建立社坛之制、老人木铎之制、乡饮酒礼等等，充分显示了对基层教化控驭职能的重视。到明中叶社会动荡加剧，国家无力对地方基层社会实行有效控制，因此如王阳明等便大力推行乡规民约之制，分别出现了《南赣乡约》、黄佐《泰泉乡礼》、吕坤《实政录·乡甲约》、刘宗周《乡保事宜》、陆世仪《治乡三约》之类名著，同时要求士绅在其中身体力行，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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