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郭峪亦为农民军兵锋所及，作为一方大族的陈氏当然是农民军打击的对象。陈昌期兄弟也早已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因“余乡僻处隅曲，户不满百，离城稍远，无险可恃，无人足守，日夜焦心，谋所以避之”，于是“筑砦楼御寇，保聚一乡”。他们“掘地为井，筑石为基”，建造一楼，楼长三丈四尺，宽二丈四尺，三间七节，高十丈（注：陈昌言：《河山楼记》。见栗守田编注：《皇城石刻文编》第54页，1998。）。这座堡垒式的建筑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经历了两次重大考验，一次就是农民军的围攻，“贼攻围数日，以为水绝必出，乃从楼扬水以示，贼始去。盖楼下预掘井也”。第二次是清初姜ｘｉāｎｇ＠⑤据大同叛，“贼党张斗光据州胁书以招，昌期登楼裂书，骂不绝口。贼怒围楼三昼夜，旋闻天兵北下解围，散”（注：同治《阳城县志》卷11，“人物·忠节”，第25页上、下。）。

    对第一次围困，陈昌言记述甚详，其据楼攻防战守的紧张情况，跃然纸上：

    ……至七月砖工仅毕，卜十之六日立木，而十五日忽报贼近矣。楼仅有门户，尚无棚板，仓惶备矢石，运粮米、煤炭少许，一切囊物俱不及收拾，遂于是晚闭门以守，楼中所避大小男妇，约有八百余人。次日寅时立木……届辰时，贼果自大窑谷堆道上来，初犹零星数人，须臾间，赤衣遍野，计郭峪一镇，辄有万贼。到时节劈门而入，掠抢金帛。因不能得志于楼，遂举火焚屋……寇仍日夜盘踞以扰，至二十日午后方去……逡巡至八月间，无枝可栖，余奉老母暨家属，始移入＠①城。期弟以再生之身，独不入城，谆谆以竟楼工为事。至冬月而楼乃渐就绪，且置弓箭、枪、铳，备火药，积矢石。十月内贼连犯四次，将薪木陆续尽毁，期弟率人护守，毙贼于矢石下者多人。数次所全活者不啻万计……”（注：陈昌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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