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方面是文化交流。方用彬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又喜欢同文人交往，他参加了徽州及外地一些诗社的活动。书信中，谈诗、谈书法、谈画、谈篆刻等的内容不少。

    第三方面是商业活动。方用彬同时又是一个商人，商业收入是他从事文化活动的经济基础。他的商业活动可分两个方面。一方面仍与文化有关，如他买卖古书、古器物以及墨、扇等等，可以说是个文化商人，另一方面则是放债、典当。

    要正确了解和充分利用这批信札，必须将它们同有关的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书信作为一种史料，它的优点是，一般来说较少掩饰，因此也较真实（特别是那些有时间性的急件），它更具体、更直接地反映现实。缺点是比较零碎，如果不了解它的背景及诸要素（收信人、写信人、时间、地点等），很难利用。

    下面就我现在已经作的这方面的工作，举几个例子。

    （一）方岩耕信件  这批信札中共收有方岩耕致方用彬的信件6 通。他自称小弟、宗弟，称用彬为契兄、兄长，是用彬的族弟。这6 封信，有请方用彬为其篆刻图章的，也有将他自刻的图章请用彬指教的。有为他的“家伯”所托求用彬办事的，也有借用彬的钱到期还本付息的。

    汪道昆曾写过一篇《儒侠传》（《太函集》卷40），传主方景真就是方岩耕其人（汪道昆写的传记，相当数量不直接点出传主的名字，而是通过引用传主的自述间接道出，《儒侠传》就是如此）。李维桢也为他写过《方长公寿序》（《大泌山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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