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中“户”的衍变》（《中山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中指出，明代里甲制下“户”的衍变，主要表现为“户”由代表一个家庭变为包括两个以上的家庭以至整个家族。《清代广东地区图甲制中的“总户”与“子户”》（《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年版）进一步阐明了不同宗族房派等社会群体在图甲中的关系。关于后者，《宗族与沙田开发》（《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从沙湾何族族产的建立和沙田开发过程入手， 考察宗族在沙田开发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沙田开发对宗族形态的影响，认为沙田的大规模开发为宗族势力的发展创造了相当有利的独特条件；《祖先谱系的重构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 期）指出，编造宗族的历史和谱系，是沙湾何族的重要价值资源。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用两节的篇幅详细论述了明清两代的佛山宗族组织，着重探讨佛山社区城市化过程中宗族的历史，指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佛山宗族组织的重构和发展，是由于南海士大夫集团的兴起，在宋明理学指导下进行整合的，标志物是宗祠、族产、书院、家训等。至清代，随着佛山商品经济的迅速繁荣和侨寓人士大量移入，造成土著社会组织的动荡，佛山宗族组织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宗子制度的废止、尝产形态的变更、价值观念的演进和宗族组织的解体上。科大卫《明清珠江三角洲家族制度的初步研究》（《清史研究通讯》1988年第1 期）反映了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的研究方法，有关家族入住权的观点引人注目。郑德华《清代广东宗族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 期）论述了清代广东宗族的发展，族产、宗祠及族谱的形成和内容，族户结构、族规和社会的功能。
安徽。有数位学者长期致力于徽州地区宗族的研究，发表了系列成果。较早开展徽州宗族研究的学者是叶显恩，他在《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四章“徽州的封建宗法制度”中主要探讨了宗族组织、祠堂族长与族权、家谱和宗法、族田等。美国学者居蜜在《1600——1800年皖南的土地占有制以及宗法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3期）一文中，考察了宗法制度、 土地占有制，以及宗法制度与土地占有制、商业资本之间的关系。又在《明清时期徽州的宗法制度与土地占有制——兼评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江淮论坛》1984年第6期、1985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徽州的宗法组织与社会结构、法律地位、租约、股役契约、宗族伦理和土地出租，强调徽州佃仆的最终性质，惟有通过研究宗族组织才能得以理解。另一位美国学者基恩·海泽顿发表了《明清徽州社会的大家族与社会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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