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为配合打击日渐活跃的宗族活动，理论界也开始批判“族权”，一些报纸和学报刊登了有关文章。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出的族权，是宋以来宗族形态的延续，所以批判族权刺激了人们对宋以后宗族形态的关注。当时发表的文章中，有的纯属批判性的政论，如胡玉衡《试论封建家族的反动阶级本质》（《郑州大学学报》1963年第6期），简修炜、 艾周昌《论封建族权的反动本质》（《华东师大学报》1964年第2期）。也有的学者开始从学术上关注宗族问题，如邱汉生《批判“家训”“宗规”里反映的地主哲学和宗法思想》（《历史教学》1964年第4 期）结合一些宋至清的族规家训论述宗法思想问题。广隶《祠堂——地主阶级压迫、剥削、欺骗农民的工具（宜兴＠④里任氏家谱）》（《天津日报》1964年4月15日），利用家谱中的资料对清代一个宗族祠堂进行了阶级分析。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干涉》（《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一文， 从族权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长期迟滞问题，他注意到宗族是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的结合，使用了“乡族”的概念，把宗族作为地域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看待（注：有关“乡族”论的形成、特点及影响，请参阅森正夫《围绕“乡族”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历史研究》1964年第5—6期）一文实证性强，这在当时很难得。该文认为族权要素是祠堂、族产、族规和族长，指出宋元时代已有把祠堂和祭田相结合的事实，族权在明中后期完备，士民不得立家庙的禁限在明中期被打破，到清代宗族组织已经极为普遍，雍正四年清政府设族正，政权和族权直接结合。太平天国兴起，族权就更普遍地和政权直接结合在一起了。该文无论从问题的提出、资料的搜集，还是对宗族发展史的考察，都有创造性，对后来的宗族研究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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