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中国的一部分地区为自己的殖民地,又使中国社会处于特殊的非常局面。当时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互相分立的三种统治区域。这就是国民党统治区、*党领导的革命区与日本占领区。如何评价这三个区域的社会调控?这就出现了社会调控的顺向性与逆向性问题。
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占领区,为维护其殖民统治,建立了一整套社会调控系统,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如在制度调控方面,它扶植汉奸建立伪政权、伪军警,并通过伪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规。在文化调控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区策划成立了各种社会文化组织,通过创办学校、报刊,开展所谓的“新国民运动”、“兴亚运动”等,对占领区的民众进行奴化教育。在组织调控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社会基层组织,强化其殖民统治。如在东北,日伪政权沿袭中国传统的“保甲制”,并采用残酷的“连坐法”为其服务。日伪的保甲制规定,无论城乡,10户为1牌,1牌之内10家连坐。即1家“违法”,10家连带受罚。这就使得各家为避免自家受罚,只好互相监视。如何评价日本帝国主义在其占领区的社会调控?应该说,日本靠其强硬的控制机制,才使得殖民统治能维持数年。但我们应同时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区的社会调控措施,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是逆向的。它调控得愈严密,愈不利于中国社会的正常运行。
在民国时期,由于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转型时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在逐渐变化。此时的社会调控,理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重新设置社会规范。然而,无论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未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尽管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但这些措施都未能保证社会的良性运行。
在此时的中国社会,只有中国*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社会调控,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评价民国时期不同政区的社会调控,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