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两种传统力量没落之际，新兴的工商阶层尚未充分发展。虽然经过通商、自强、洋务等内外因素的刺激，新兴经济也仅在沿海几个通商口岸有所萌芽，广大内地并没有改变以小农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基本经济性质。经济力量的薄弱使新兴的工商阶层无法孕育出自己的*代言人。虽然辛亥革命时以张謇为首的江浙工商阶层对时局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仍然没有发展出一支独立的*力量，无法对中国的近代化作出积极的贡献。

　　通过以上的掠视，我们可以引出下面的一个结论，即晚清历史是一个“*真空”时期，个别人物固然无法挽救这一“几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各个社会阶层也无法收拾这一残山败水。实际上，从被迫对外开放到近代历史的结束，古老庞大的帝国是凭其剩余的惯性，保守地延缓其统治时间。但是，这种“*真空”却为知识阶层的勃兴提供了极好时机。中国传统的知识阶层，无论其自身有多少弱点，无论在封建*结构中地位如何卑微，每遇历史的转换，总以悲剧的角色，自觉承担历史的使命。相比之下，在近代这一时期，他们作出的贡献最大，付出的牺牲最多，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了由传统的“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过渡因此，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对近代化的选择，无疑应以知识阶层的*表演为视觉焦点。

　　2

　　以近代化这一历史的最终目的作为参照，检讨近代历史的基本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知识阶层作为晚清历史变化的主要推动者，在思想上行为上有下列特征。

　　1.思维方式：价值理性多于工具理性所谓价值理性是指追求一种特定的价值，而不计实现这一目标应有的条件和手段的思维方式：所谓工具理性是指追求一种现实的功利，同时考虑实现其目标的手段、条件、效率等因素。在马克斯·维贝尔看来，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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