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具体的近代化方向在知识阶层中却遇到另一个思想——大同理想的干扰。近代知识阶层的领袖康有为最珍惜最引为自豪的创造并不是他领导的维新变法，而是其大同理想：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甚至没有家庭的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今天人们都承认《大同书》有丰富的启蒙思想与反封建意识，和康有为维新变法有积极的关联，但人们很少注意到《大同书》中非理性的乌托邦思想与知识阶层对近代化的选择有何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只能从这个角度去认识：大同理想对人类终极的、乌托邦社会的肯定和向往，实质上包含着对现实的近代化目标超越性的否定。它通过对空想的绝对东面的肯定而形成对现实的相对东西的否定。奇怪的是，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孔子改制观念受到知识阶层中保守派的激烈攻击，而《大同书》尽管“秘不示人”却畅通无阻地传播，这无形中更阻碍了对近代化目标的努力。

　　⒊社会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认可的同时也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整个世界范围中，近代化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引进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与近代化共存，因此，中国近代历史向近代化的努力就是向资本主义制度的努力。这一点，由于认识上的限制，当时知识阶层并没有明确宣布，但从他们对欧洲社会制度各种极其向往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先进的知识阶层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一致的选择。

　　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他们一方面在现实上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在价值层面上对其有强烈的怀疑。这种怀疑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平主义、人文主义的教养，也来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局限。如晚清著名外交家、思想家、诗人黄遵宪在美国任领事首尾时，既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促进社会进步，也注意到种族歧视、政风污浊和党派斗争的暴乱，这使他由对民主的乐观希望变为失望。事实上，不仅黄遵宪，严复、梁启超等知识分子领袖都经历了这种思想认识的变化。晚清知识阶层一个普遍特征是，当他们最初进行中西比较时，对西方社会制度极其向往，由此激起他们改造现实的动力；当他们加深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窥见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质时，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产生怀疑，进而怀疑中国现实改革及近代化。这种认识的深刻，反面引起行为保守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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