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侵略者用有形和无形的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又以炮舰为后盾强加给中国一个以不平等条约为核心的条约制度。这是一种几乎与中国近代相始终的制度，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为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商业扩张提供了“法制的”保障。凭藉这种制度，外国资本主义强行地楔入了中国社会，并对中国的*和社会生活施加了错综复杂和惊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最初仅限于条约。岸及其毗邻的城镇与乡村，而后又逐渐从这些条约口岸向中国腹地扩散和辐射，从而变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变迁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因素。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条约制度的潜在力量已日趋明显：外国人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汇总；外国的土地出租者在贸易中心（如上海、天津、汉口及广州）占有不动产；代表进步技术的最新式的外国轮船速度更快，防卫海盗袭击的能力更大，提供的保险措施更加可靠，它们同中国沿海和内河水域的舢板船展开了竞争；获得免纳厘金税的过境通行证的外国商人成为内地中国商人的庇护者；条约税则严格地限制了中国课加外国贸易的税额，新的海关被外国人牢牢地控制；同时，由于汽船的速度增加了，电报和海底电缆由欧亚逐渐推广到远东，这些因素把中国贸易更加彻底地纳入世界市场，并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条约制度还为在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了人身和财产的治外法权的保护，他们在用殖民地方式对中国进行控制、掠夺的同时，又参与了使中国人生活西方化的尝试。（参见费正清：《条约制度的形成》，《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85～286页。）在条约制度下，中国从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到社会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及社会运动节律都发生了异乎往古的变化。

　　（一）条约制度首先冲击并最终取代了曾经是不可动摇的“朝贡”制度，以一种不平等取代了另一种不平等，这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深刻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传统小农文明在近代工业文明面前的相形见绌。自此，至尊无上的“天朝上国”，变成了受制于“四夷”的弱国。这种空前的移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内夏外夷的文化信念，并导致了中国近代外交意识的萌芽和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最初怀疑。

　　（二）凭藉条约制度，外国资本主义取得了在条约口岸进行自由贸易的种种特权，甲午中日战争后，又取得了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权利，从而使外国的商品和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并在中国开设工矿企业和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材料和自由劳动力，这无疑沉重地打击了尚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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