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18世纪末叶起，随着西方商人和旅行家有关中国的报道日增，以往耶稣会士笔下对中国的理想主义报道被挤到一边。商人们对中国文化或者对“中央王国”的精神生活少有兴趣，只对对华贸易和赢利兴致勃勃。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莱布尼茨式的对中国开放和宽厚的态度，越来越被“欧洲文化优越论”所替代，并在欧洲的精神生活中重新燃起了希腊－罗马古典艺术之火。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工业革命以及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使西方列强借助着优越的技术和军事力量追求殖民扩张，追求强权的获益，并以此代替了对中国的兴趣。 

现在，不是中国，而是欧洲陷入了一种“自大感”和“欧洲中心”的精神状态中。以往对中国的和谐之音转向了反面，中国和中国人的图像已变得怪诞不经，滑稽可笑，且穷困潦倒，毫无希望。由利玛窦和汤若望等打开的朝向中国的窗口，再度被关上。“洛可可(rococo)”时代中国对欧洲的巨大影响已很少得到人们的承认，19世纪的欧洲人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远逊于17世纪和18世纪。虽然大文豪歌德(J.W.Goethe,1749-1832)在他耄耋之年还在为中国辩护：“中国人在思想、行动和感觉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1827年1月31日同埃克曼的谈话）但这种声音已被另一种鼓噪声所淹没：“中华帝国是一具木乃伊”；“这个民族几千年来始终停滞不前”；中国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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