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奉行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使得中国被自我隔绝起来，对西方世界及其历史的兴趣也逐渐消失。由利玛窦、汤若望等介绍的欧洲及其优秀文化则大半被遗忘。虽然在17世纪至18世纪也不断有一些中国人漂洋过海，历经欧洲，但只有极少数人写过关于西方的经历和旅行报告。原因有二：一是清廷的*，二是大多数人的文化水平不高。闭关一晃两百年，至鸦片战争前夕，清廷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一团漆黑，对欧洲各国的地理概况及相互关系的认识也显得混乱迷惘。凡意大利人则必被认为是“耶稣会士”；佛朗机（葡萄牙人）与法兰西（法国人）多次弄错；荷兰人(Hollander)和英国人(Englander)无法分清，统称之为“红毛番”；至于“德意志人”则知之更少。1839年，道光皇帝在谈到英国时说：“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四鸱张，着即将英国船只进行驱逐”（注：参见沈云龙主编的《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8卷，咸丰六年（1856年）编，1930年李宗侗校记，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第36页。）。到1840年打了败仗后，才急急要查明：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与俄罗斯是否接壤？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睛。林则徐可以说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和魏源等力图冲破那种“严夷夏之大防”的精神世界，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那就是学习外国人的长处来对付外国人的侵略。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没有亲自出国考察，书中材料靠间接收集而来（例如郭茨拉夫的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就是重要的材料来源之一），错误不少，但毕竟是奠基于科学和常识的著述。
中国人亲历欧洲并记下自己直接观察结果的，当数《海录》。在这以前，中国人关于欧洲的记述多半得自传闻，很少有直接观察的第一手材料。《海录》是由一位盲人口述，经人整理于1820年刊行的。这位盲人口述者叫谢清高(1765-1821)，广东嘉应州人，年轻时出海遇险，被外国商船救起后，留在船上打工。此后14年中，他遍游南洋、印度和欧洲，回国后眼睛不幸失明，在澳门以口译为生。同乡人听他所谈海外各国的事情，多为以往史籍所未载，很有价值，乃录下刊行于世。欧洲部分多记葡萄牙和英国之事，记德国则语焉不详，特别是对于当时德国分裂为众多小邦一事弄不清楚。《海录》把奥地利称为“双鹰国”，德意志称为“单鹰国”，“双鹰国与单鹰国为兄弟，患难相周恤，也奉天主教，风俗大略亦与西洋相同，番舶来广东，有白旗上画一鸟双头者，即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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