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朱熹所设计的祠堂格式，是“祠堂三间，外为中门，中门外为两阶，皆*，东曰阼阶，西曰西阶，阶下随地广狭以屋覆之，令可容家众叙立”（注：朱熹：《家礼》（四库全书本）卷1《通礼·祠堂》。）。这一设计，在明初编《明集礼》时被采用作为祠堂的规范，但宋儒提倡的家庙式祠堂的建筑物还未有法定地位。直到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上疏请“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品官家庙”才成定制，规定“官自三品以上为五庙，以下皆四庙。为五庙者，亦如唐制，五间九架，厦两旁隔板为五室。中ｆù＠⑤五世祖，旁四室ｆù＠⑤高、曾、祖、祢。为四庙者，三间五架，中为二室，ｆù＠⑤高、曾，左右为二室，ｆù＠⑤祖、祢。”（注：夏言：《桂洲奏议》卷12《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祭始祖立家庙疏》。）万历《大明会典》“品官家庙”条，就是根据这次诏令写的。在同一疏中，夏言亦疏准许天下臣民于冬至日祀始祖。至此，天下士庶祭祖的法定地位才确立下来。
嘉靖年间关于祖先祭祀的礼仪改革似乎与“大礼仪”有关。在大礼议中，站在前台支持嘉靖皇帝的官僚，如霍韬、方献夫等人，好几位都是广东的士大夫，他们就是在乡村中积极推行教化，支持毁灭“*祠”的人。因为篇幅所限，这里对明代的*史不能作更多讨论。只想指出的是，正是在这些“大礼仪”中大力主张“孝道”的士大夫的推动下，明中叶后宗族制度在广东特别明显地普及开来。
不少资料明确显示，从宋至明之间，礼仪、法律和意识形态的改变对宗族制度有相当重要的影响。1933年印刷的新会潮连乡《卢敦本堂修祠征信录》（注：这是我们在广东省新会县潮连乡收集到的一份地方文献。）中收灵了撰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的《旧祠堂记》，其中一段讨论很精彩地反映出这种影响：
余初祖宣教翁，宋末自南雄迁居古冈华萼都三图四甲潮连乡芦鞭里，迄今十三四世矣。九世孙永雄，独慨然祖祭无所，愿立祠焉。和之者，七世孙荃也，九世孙永禄也、锦也。爰集众议，佥是之。永禄翁遂捐己输该蒸尝之资，率众购地于乡社之左。成化丁未腊月，四翁督工，建一正寝祠焉。为间者三，崇有一丈九尺，广与崇方，则倍其数。爰及弘治甲寅，九世孙宗弘者、璧者，慨未如礼，又购地建三间焉。广亦如之。外设中屏，东西两阶。至正德戊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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