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祠堂兴废之明效也。郑振满认为由宋到明的礼仪变化是“宗法伦理的庶民化”，这是个很合理的见解，不过我们同样也可以理解为是庶民用礼教来把自己士绅化。《＠⑦溪黄氏宗谱》这段资料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科举的影响

    宋儒的礼仪改革，到了嘉靖年间国家承认民间有建筑家庙形式的祠堂以后，可以说是基本上成功了。这一改革过程的主要动力来自官僚系统，因为官僚制度与宋明理学相辅相成，官僚通过儒学训练取得连皇帝也要在意识形态上给予尊重的*地位，理学则通过官僚可以借助*力量推动礼仪的推广。科举的内容，体现了皇朝、官僚和宋明理学的结合，因此品官家庭才可以兴建的家庙式祠堂就成为代表官僚地位的象征。

    家庙式的祠堂扩散与科举的关系在于法律的灵活和宽容。家庙式祠堂得以扩散的依据，就是因为宗祠的建造与科举功名的关系可以是间接而不是直接的。明清时代，族谱附会非常普遍。清初朱轼（1665-1736年）《朱文端公集》中有《族谱辨异》一文云：

    谱立而族属真伪益杂然莫辨也。寒门以趋势而冒宗，世家以纳贿而卖族，一议立谱，主者坐而居奇，附者趋若走市，列昭分穆，硬排生插。这类附会，在明清族谱中非常普遍。因为根据明清时期有关“品官家庙”的规定，只要祖先是品官，族人建家庙式的祠堂就有了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在广东南海的沙头乡，民间一直流传一个故事，说当地一支崔姓宗族，本来没有资格建祠堂，被官府派员查禁的时候，从邻近一支据说是宋代名宦崔与之后裔的家族借来崔与之的画像张挂在祠堂里，从而避过了被查禁的劫难。有了士大夫的身份，不但可以合法地建祠堂，更意味着如前引《＠⑦溪黄氏宗谱》中所说的那样，在祠堂衣冠之会者与在门口袒裼裸裎而过者，就在身份地位上区别开来。宗族利用建家庙、修族谱来附丽官僚身份，就是明清社会士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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