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州府与徽州也是地壤相接，风俗相似，所讲方言相近，因此定居于此的徽籍人士也很多。宋室南渡后，大量人口涌入该地区，使得本来就缺粮的严州愈发捉襟见肘了，“民食仰籴旁郡航粟，一不继，便同凶年”（注：景定《严州续志》卷2《荒政》。），因此严州府对户籍控制很严，政府将外来人口都编制在寄庄内，以防户籍混淆，（注：乾隆《遂安县志》卷10《艺文》，（清）章振萼《寄庄记实序》。）故商人很少有入籍当地的。不过仍有冒籍考试之事发生，如清康熙年间遂安的寄庄户中就“有徽民张永登者，出身微贱，违禁捐纳”，于是官府将之“成案勒之石”以起防微杜渐的作用（注：乾隆《遂安县志》卷10《艺文》，（清）毛升芳《冒籍纪实》。）。但江、浙两省相邻之府存在的冒籍之事仍不时发生，“江浙两省，复土壤相接，从前隔省及同省异府，同府异县之人，冒考取禁者甚多”。（注：《钦定学政全书》卷30《清ｌí＠①籍贯》。）寿昌县只有到了清光绪年间，由于造文庙和文昌宫时资金缺乏，才允许在寿客民只要每民捐洋百元，便可入籍当地：

    文庙兴工甲午秋，柱梁改换已全修。

    地方瘠苦难筹款，入籍捐输两美周。（注：民国《寿昌县志》卷9《文艺志下》，（清）方履谦《光绪甲午大修文庙兼造文昌宫诗以志之》。）

    不管这些徽商及其后裔人籍与否，无庸讳言，他们在客居地长期生活，必然会给客居地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明代中叶整个社会风尚习俗日趋奢靡，从理论上可以说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注：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页288-346。）而具体到浙江衢州、严州二府这一地区，明代中叶尤其是万历后，徽人“流寓五方”（注：万历《歙县志序》，转引自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页35。），“业贾遍于天下”（注：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4《与歙令君》。），也影响了衢、严二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闻名遐迩的龙游商帮几乎是与徽州商帮同时崛起。龙游人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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