斫”，“服饰多用纱绢，器皿多用金银，侈靡相高，已非一日”的现象，“其俗侈靡，效尤慕三吴之豪”。（注：万历《龙游县志》卷5《风俗》。）开化向来以淳朴称，也是到了隆庆、万历后，“邑稍饶，民渐习而奢侈”（注：崇祯《开化县志》卷2《风俗》。）。江山人以务农为生，但由于其地处浙闽孔道，“至隆、万浸入奢靡。饮撰衣室争为美丽，婚丧嫁娶，下至燕集，务以华缛相高”。（注：康熙《江山县志》卷1《风俗》。）常山县民自中叶以后，“丁壮者屏耒耜而事负重戴，以取日人之佣值”，结果“务本力农，已去十五”。（注：万历《常山县志》卷3《土产》。）桐庐县到了明朝，“民之贫啬者日臻于富侈”（注：弘治《严州府志》卷1《风俗》。）。入清季，衢、严二府的这种侈靡风气更盛。西安县明时商家屈指可数，而且一年的贸易量并不很大；到清康熙年间，由于“谷贱民贫，恒产所入不足以供赋税，而贾人皆重利，往往致富。……于是人争驰鹜奔走，竞习为商，而商日益众，亦日益饶。近则党里之间，宾朋之际，街谈巷议，无非权子母、征贵贱者矣”，（注：康熙《西安县志》卷6《风俗》引旧志。）可见“游情逐末者日多”（注：康熙《西安县志》卷1《舆地》。）。龙游“风俗恶薄，轻义重财。”（注：康熙《龙游县志》卷8《风俗纪》，引邑人祝君元《原溺》。）建德由于地处山中，“俗尚勤俭，商贾末作皆习俭朴，不尚华丽”，但到清康、雍、乾之际，社会风气也渐奢靡。（注：乾隆《建德县志》卷1《风俗》。）寿昌县向来“衣惟布素，近间（引者注：指雍正、乾隆年间）有眼纨绮者”（注：乾隆《寿昌县志》卷1《风俗》。），侈靡之风渐行。衢、严二府地处内地的山地丘陵间，原来与外界的接触不很紧密，因此与同一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东南市镇相比，其民风犹算淳正。但到了明隆庆、万历以后，在徽商和龙游商帮等商人群体的共同影响下，与外界的各种联系显著增强。因此其社会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社会风气也逐渐转奢侈。其中，徽商起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
四、结论
徽商在明清经济史上占有举重轻重的地位，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徽商的踪迹遍及全国各地，甚至参与海外贸易（注：（日）松浦章《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原刊《史泉》第60号，1984年8月，赵中男译，薛虹校，见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7年版，页457-472；王振忠《〈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在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载《江淮论坛》1999年第2、3、4期。）。但他们在不同地区，投资的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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