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其一，冀中南一带村庄的社会分化程度不高，90%左右的农户皆或多或少拥有耕地，因而皆有向官府交纳田赋的义务，这为村民在交纳地粮时进行全村范围的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这一地区的亲族纽带相对牢固，村民聚族而居，从而为集体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单姓村落自不待言，即便是在多姓村庄，乡民亦能以亲族为单位，自成一牌，在牌内进行合作，或各牌之间进行合作，轮流为全村提供乡地。其三，同样重要的是，当地的生态环境相对稳定，土地产量较高，村民的生活较有保障，背井离乡者不多，人口流动率不高。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的生态环境不仅促进了人口的繁衍，宗族集团的壮大，以及亲族纽带进一步加强，而且使得业已形成的村民合作关系及种种集体安排得以世代相沿，并使得相关的村规在村民心目中变得根深蒂固，不可侵犯。
与这里形成对照的是华北平原的其他一些地方，诸如冀东一带土地贫瘠、生态条件恶劣的村落。尽管总的说来那里和华北其他地方一样，皆具社会分化程度低、中小土地所有者众多的特征，但当地旱涝频仍，农业产量低，村民因生计所迫辗转他乡的较多。由于人口流动频繁，在当地一些村社中，多姓杂处的情况较为普遍，亲族纽带亦相对薄弱，村民不易抱成一团，形成某种程度的合作。像冀中南乡地制那样的做法，在这里十分罕见。当地（乃至河北全境大部分地区）在20世纪早期最常见的，是本文前面提到过的包收制，即由包税人事先与县衙门订立合同，包完一定数额的税款，然后在征收过程中巧立名目，操纵银钱换算比率，对村民百般敲诈。其次则是村民自赴粮柜交税，衙门则不时派衙役或法警赴村催征并乘机勒索，乡民不胜其扰。总之，由于村民不能通力合作，集体纳税，结果必然面临外来税收人员的滋扰、盘剥。
南方地区则显示了另一幅图景。以长江三角洲为例，那里土地肥沃，作物高产，社会亦高度分化。绝大多数农户均为无地佃户，只需向业主交租，无须向官府纳赋。少数有地农户亦多投靠绅户，在纳税时让绅户“包揽”。因此当地不存在全村合作、集体交税的必要。闽粤一带，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势力异常强大，聚族而居的现象比比皆是。因此，村民在纳粮时多倾向于以族为单位，由祠堂出面，代为催征或征收，或用族产公款代为完纳钱粮。结果不仅避免了官府滋扰，而且也确保了按时全额完赋，做到“年年清款”，其功效一如获鹿的乡地制（注：叶显恩、谭棣华：《关于清中叶后珠江三角洲豪族的赋役征收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2期；另参见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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