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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早期乡地在获鹿各村的继续存在，及其在行政、税收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对当地村社的*格局，以及国家与村庄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里，我们再将冀中南获鹿一带与华北平原其他地方做一简要的比较。现有研究显示，后者那里的村正，起初亦多由当地精英人物担任。他们在跟官府打交道时，多能代表地方利益，肯为村民讲话。但是，由于兼负征收税款的任务，当二三十年代田赋负担越来越重、各种名目的摊派捐款越来越多后，这些村正不堪重负，因而纷纷辞职，由此造成了村庄权力真空。那些乘机上台的，多为地痞村棍。他们不仅毫无服务乡众的理念，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武断乡曲，对村民敲诈勒索。村庄领导层由此发生了从“保护型”到“渔利型”的转变（注：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88,pp.159-160,181,252；另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286-291页。）。对比之下，此一过程在获鹿一带尚非如此明显。由于当地交纳各项税款的任务皆由乡地承担，村正一职显得相当轻松。尽管这里也有不少村正提出辞呈，但动机仅仅是出于好处不多，而非因有任何征税负担。总的说来，获鹿各村的村正一职，直至1928年国民党政权到来之前，大多仍掌握在地方上有名望的乡绅、耆旧手中。他们在跟官府打交道时，多能从地方利益出发，并且显得相当活跃。全面考察获鹿地方士绅的有组织活动，已经超出本文范围。这里仅需指出一件主要事实，即当地村正的联合请愿，以及由乡绅所控制的县议事会、参事会，曾在1915年、1920年至1922年以及1927年至1928年，使地方政府加征税款的企图屡遭挫折（注：获鹿档案656-1-243,1915;656-1-1232,1920-1922;656-2-1002,1927;656-2-1118,1928。）。这就难怪当1928年国民党政权控制河北之后，为加强党国机器，立即解散了县议参事会，并以新创的所谓“乡镇自治”取代原有的地方行政系统。无论如何，那种由地痞无赖控制村政权的现象，在20世纪早期的获鹿，尚非发展到有如冀东某些地方的显著地步。而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当地乡地制的继续存在及有效运作。 六 简要的比较
我们应该把乡地制置于全国范围，从比较的角度来加以理解。乡地制之所以长期流行于冀中南获鹿一带，主要是由于当地具备这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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