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参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章；Prasenjit Duara,"Elites and the Structures of Authority in the Villagesof North China,1900-1949,"in 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Rankin,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Dominanc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0。）。可见，让乡地做中的相关村规，与通常意义上有关做中说合的习惯法，是有明显区别的。前者应当视为乡地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减轻乡地垫粮负担、确保乡地制正常运行的必要手段，不能与普通意义上的习惯法混为一谈。 五 1900年后乡地与村正的关系
最后，有必要考察一下清末民初乡地与村正之间的关系。20世纪之前，乡地的职责大抵分为两类：一类与税收相关，已如前述；另一类与地方治安相关。地方官府指望乡地在地方治安中承担这样一些责任，包括查明并向官府禀报村中“窝贼、偷窃、聚*、窝娼、生事扰害之人”；拴拿村中“逞凶伤人者”送官府纠办；遇有“差传之票”到村，乡地则需“即将人证指交原差，遵限送案”；倘有村民涉讼，乡地接到“差饬之票”，即需“速为查理［案情］，据实禀复”；如两造情愿息讼，乡地则需“妥为调处，带领原被来案具结”（注：道光《直隶定州志》卷7，54-56页。）。可见，乡地在地方治安方面的职能，跟官方保甲制下的保长、乡保之属，并无二致。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清末倡办“地方自治”、设置“村正”、“村佐”（或称“村长”、“村副”）职位之后，乡地在地方行政、治安中的角色。村正一职在获鹿的出现，最早可追溯至光绪末年（注：该县于底村村正禀请告退时，自称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由乡人“公举”，接办村正一职（获鹿档案656-1-70,1913）。小毕村村正白书麟在民国10年请退时，亦称在清光绪年间“被村人举为村正……迄今十有数年”，则大约也在1907年前后任职（获鹿档案656-2-140,1921）。姚家栗村村正姚成身在民国8年请退时，自称“已充村正十五六年”。其任职则始于1903年或1904年（获鹿档案656-1-1099,1919）。大郭村村正杜聚升则在民国10年声称自己充村正“二十余年”。若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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