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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友的监视之中。每户村民清楚知道自己的地粮历来是几两几钱。他们在还垫时最关心的是当年每粮银一两，合征多少银元或钱文。而政府在上下忙开征时；已将具体办法在张贴至各村的告示上做了明确规定。像郑家庄的乡地那样将告示匿而不贴的情况，毕竟只属少数。即使有这样的情形发生，村民也不难从其他途径获知准确的折算办法。一旦发现乡地作弊，便会像上述的原告一样采取行动，讨回多收钱款。同时，上两例也显示，乡地在讨还垫款时多收的数额亦很有限，只及实际应还数额的百分之一二。多收数额过大会立即招致花户的群起反对。这里，最有说服力的案例是1921年发生在获鹿各村的“善后粮捐”纠纷。当年9月2日，获鹿县知事遵照省政府令，在地粮之外加征所谓善后粮捐，两者一并征收，合计每两地粮折征大洋2.99元。获鹿许多乡地按照此一折征率垫完钱款。但善后粮捐的征收，遭到直隶其他各地士绅的强烈反对。至该年11月29日，省府不得不宣布取消此一粮捐，并将已收粮捐计入来年地粮完成数额之中。获鹿知事相应地把当年税额从每两2.99元减至2.50元。但是，那些已经按每两2.99元垫完税款的乡地坚持仍按此一比率从各户收回垫款，结果遭到花户的普遍拒绝，后者坚持只按每两2.50元还垫。这些乡地因无法从花户手里收回全部垫款，纷纷呈文县衙门，要求退回多收部分。县知事在请示省府获准后，终于退回多收垫款（注：获鹿档案656-1-1243,1920;656-2-852,1926;656-1-1232,1922。）。这件案例说明，乡地想要在官府规定的收税标准之外，从花户那里多收垫款，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其二，花户不守乡规，拒不让乡地代垫。如前所述，乡地代垫粮银的办法，方便了绝大多数乡民。与此相关的村规，世代相沿，得到村众的普遍接受和官府的认可。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末，情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政权在1928年控制河北省之后，次年便宣布废除各地田赋银额推收管理中的社书制，试图以此杜绝粮册混乱，花户名不符实。与此同时，新政权试图改革田赋征收制度，力倡花户自封投柜，以此杜绝社书包收粮银、从中牟利的种种弊端。尽管在获鹿各村，花户纳粮多由乡地代垫，社书包收的情形极为鲜见（只限于少数寄庄地），但国民党政府的新举措，仍给当地带来冲击。个别花户，为了规避轮充乡地、为村民代垫粮银的责任，拒绝由乡地代垫，坚持自己赴柜纳税。该县南新庄便发生了一起这样的纠纷。1929年10月，该村村正薛得余状告3名村民“破坏村规”，不让乡地为之垫粮。据称，这3名村民“俱系无赖土棍”，坚持“各纳各粮”，“非改乡规不依”。但该村乡众多不识字，不愿更改村规。县长收到状词后，遂令区警赴村查实，按当地规章处理（注：获鹿档案656-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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