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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村正］”（注：获鹿档案656-1-561,1906;656-1-70,1913;656-1-377,1915;656-2-2,1921;656-2-814,1926。）。有时乡地仅仅召集村中数个有名望之士商议村正人选，而非召集全村户主进行投票（注：获鹿档案656-2-139,1921;656-1-377,1915;656-2-23,1921。）。由于村正在欲行辞职时，总需事先按县知事的批示，由该村乡地另选妥人接替，然后方准辞职，因此乡地是否合作，在村正的辞职过程中便显得举足轻重。倘乡地与村正之间素有嫌隙，前者便会在准备替代人选时一拖再拖，使后者无法获辞。1916年郑村村正提出辞职请求后，该村乡地甚至提名现任村正本人作为继任人选（注：获鹿档案656-2-139,1921;656-1-377,1915;656-2-23,1921。）。在此种情形下，村正与乡地之间关系之紧张，概可想见。获鹿档案中有这样一件案例。1921年，北降北村的乡地与村正之间，因出售村中公地一事发生争吵。乡地随即召集全村上百户人家，聚于村庙，当场罢免了现任村正，并另举继任人选。不过，获鹿知事并未认可此一举动，因为该乡地事先并未将争端报告县衙门，以待知事作出批示（注：获鹿档案656-2-139,1921;656-1-377,1915;656-2-23,1921。）。
这些事实显示，进入20世纪后，乡地仍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基层行政人员的角色，而非将自己的职责仅仅局限于税收上面。这与既往研究所揭示的华北某些村落的权力格局形成对照。那里的旧式乡保，作为半官方职能人员，在19世纪及此前管辖多达20个村庄，无法将政府的影响力直接导入社会最底层的村庄一级，也无力承担如此众多村庄的田赋征收任务。因此，进入20世纪后，为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及税收机制，设立村政权及地方警察，用以取代旧式的控制手段，乃势在必行。那里的村正不仅取代了旧日乡保的全部行政职能，而且还负担起获鹿村正总体上所不曾承担的税收职责。尤其是名目繁多的各种摊派，全部落到村正头上。相比之下，获鹿的乡地，历来存在于村或村之下的牌一级。官府的影响力，透过乡地，能直接渗透到每个村落乃至各家各户。在20世纪初村正一职出现之前，乡地业已在事实上发挥了日后村正所起的作用。这里的乡地既负责本村或本牌的行*安，又承担了替村众垫付税款的义务。正因为如此，进入20世纪之后，获鹿县衙门依然倚靠旧式的乡地处理某些地方行政事务，而非专赖那些在县知事眼里“散漫难稽”、在不少地方形同虚设的村政权。（注：获鹿档案656-1-1105,1919-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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