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未象“流氓”、“棍徒”、“游手好闲”、“无赖生监”等那样以直接的暴力或凭藉威势来维持经营，但以官宪再三再四发布*的*、“*戏”、“讲茶”等手法来作为诱引茶客的有力措施的茶馆是极多的，因此，茶馆的经营，也就不可避免地与“无赖”、“流氓”、“棍徒”、“游手好闲”、“无赖生监”等以某种形式结合在一起，这样，由于清末茶馆的经营，具有某种显而易见的无赖性与投机性，由于茶馆的经营者出身于“无赖”的甚多（注：熊谷康：《支那乡镇杂话》，大连日日新闻社1943年版，第30页。），于是可以说，茶馆的经营，是以“无赖”、“流氓”、“游民”、“棍徒”等的存在为前提，并且是通过这些社会阶层的存在才得以维持的。
结语
在民众暴动、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接连不断，世情动荡不安的辛亥革命前夜，茶馆发挥了“如置邮送电”（注：中野孤山：《游蜀杂俎》，1913年版，第171页。）一般迅速传播与革命相关的种种消息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出入茶馆的人们的话题，往往集中在与革命有关的问题上。清朝官宪对比甚为警戒，命令无论哪家茶馆都要在馆内贴出写着“勿谈国事”的招贴，强制茶客保持沉默。但是那些每天聚集在茶馆的人们，有时低声议论，有时则公然大谈“国事”（注：在郁达夫前揭书（304页）中可以看到，每日聚于茶馆之人，“头凑在一起低声议论，热心地谈论国事”的情况。在李ｊｉé＠①人《暴风雨前》（《李ｊｉé＠①人选集》第1卷，第559页）中可以看到在茶馆内公然谈论革命的情况。老舍创作的戏剧《茶馆》（《老舍剧作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幕幕启时，有茶馆内张贴“莫谈国事”招贴的场景。）。
茶馆中亦有成为哥老会、青帮、红帮等秘密结社和同盟会的地下指挥部的。在光复上海时甚为活跃的张承ｙǒｕ＠③，在与红帮势力共同组成革命军敢死队的过程中，就曾借法租界内的万安茶楼作为连络集会的场所（注：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辑，《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实录》。）。在光复上海中大显身手的陈其美，辛亥革命前加入上海青帮，在上海的茶馆中拥有众多“党羽”（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新、孙思白主编《民国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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