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乾隆通宝”“福”字钱。乾隆初年，台湾出现通货紧缺、钱价日升的现象。以前通用的“台”字小钱，每三文仅值内地制钱二文，而番银一两，此前可兑小钱1500文，而今只换800余文，“兵民交困”。乾隆4年(1739)9月5日闽渐总督郝玉麟、福建布政使王士任因而紧急上报朝廷：台湾制钱短缺“兵民力不能支。因与钱铺较论钱价，欲令稍减；开铺之人竟至闭歇，该镇府等婉为劝谕，并禁兵民不许强行勒换，始复开张，并称目前得内地运钱一万串，便可接济。臣等查内地钱价现在昂贵，势不能运往接济，而台地钱价，其贵大异寻常，况兵丁远戍，所支粮饷银，以之换钱为日用薪水，操演办公，较前更觉拮据。”郝玉麟等人认为只有下列办法方能解燃眉之急：“唯有福州省城从前买黄铜器皿共九万八千余斤，除已卖外，尚存生熟铜八万一千余斤，若用鼓铸钱文，照定例每文重一钱二分，配以白黑铅斤，约可铸钱万有余串，足以运济台地。”（注：《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乾隆皇帝朱批：“如所请速行，该部知道。”通过福州军民的努力，八万多斤黄铜器皿很快铸成一万余串“乾隆通宝”“福”字钱并运往台湾，稳定了台湾金融市场和商业贸易，也安抚了台湾军心民心。在台湾岛内金融动荡之时，往往是大陆的支援才让它摆脱了困境。 

　　为了进一步缓和并化解台湾的货币危机，乾隆5年(1740)福建新任巡抚王士任奏请采买滇铜20万斤，“照鼓铸青钱之冽，添办白铅、黑铅、点锡，合为四十万斤，在省开铸，阴画满文‘宝福’二字，先后计铸四万八千余贯，以时运至台湾，流衍市上。而海舶自天津、宁波运入者，岁率数十万贯，每银一圆易钱二千。物价亦平，米一斗二百，肉一斤四十。生计充裕，兵革不生，闽粤之氓先后而至，拓地远及两鄙”。（注：连横《台湾通史》卷九“度支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由于台湾人民的辛勤劳动，加上福建的大力支援，台湾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也是清代台湾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 

　　4、“咸丰通宝”“台”字钱。咸丰年间台湾爆发林恭领导的农民起义，为筹错军饷，台湾地方当局在嘉义销毁旧炮，铸造“咸丰通宝”“台”字钱，有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数种（注：详见张庸吾译《清季台湾之货币流通考》，《台湾经济史初集》，台湾文献丛刊第25种。）。连雅堂先生认为有当千者。除上述官铸制钱之外，清代台湾流通的私钱数量亦不少，日本人北山氏估计各占半数。 

　　必须指出的是，清代民间不仅还在行用明朝制钱，甚至还有明以前的，而安南景兴、景盛、光中等劣质铜钱也充斥于市。其恶劣之程度，可由当时民间所称沙壳、风皮、鱼眼、灰板、浮水等略见一斑。据称甚至以钱浮水，再于钱上放米二粒，犹不下沉。（注：周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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