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国学者对于马克思关于清朝闭关政策观点的补充或否定

    我国学术界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观点虽然接受，但自80年代以来围绕着清朝前期对外贸易政策的闭关问题也有很多讨论。1979年，戴逸以其敏锐的学术灵感，率先著文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一文。他认为，清朝统治者在与西方国家的早期接触中，曾经采取了闭关政策。“清政府的闭关政策，一方面限制中国人民出海贸易，或在外国侨居，禁止许多种货物出口；另一方面，对来华的外国人也作了种种苛细而不必要的限制和防范。”[1]在这里，戴逸对清朝外贸政策闭关性的认定，已从马克思那里单纯的对外商的排斥性，发展到对中国本土商人出海贸易的限制性。

    对于马克思的上述观点和戴逸的论文，胡思庸在当年则发表文章表示不同意见：“人们把清政府对外国商人的严格限制当作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误解。如果是这样，那就可以说清朝基本上没有实行闭关政策，因为那些规定有些是合理的，即令有些过苛的规定，也只是一些具文，基本上没有付诸实现；再退一步说，即令实现了一小部分，那也只是闭关政策的一个侧面，而且并非主要的侧面。我们应该把西方资产阶级所极力宣传的那种观念改过来。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不是对外国商人的‘防范’条例，而应该是它对国内所实行的一些商业的文化的政策”。具体包括：对国产货物出口的严格限制；严格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长时期的“禁海”，海禁解除后又有一段时期禁止华人赴南洋等地贸易，以及种种对出国华商及海外华侨的刁难和迫害政策；绝大多数封建统治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都采取不加分析的深闭固拒态度；对西方制造品，也不加分析地一概视为“奇技*巧”而予以排斥；禁止中国史书流出国外；由行商垄断对外贸易。“上述那些工商业、文化上的政策，才是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2]由此可见，胡思庸并不赞同马克思把清朝对于外商的排斥而作为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依据，而认为主要依据应该考察清朝对于国内工商业和文化上的政策。

    不过，从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来看，赞同清朝闭关政策论者多倾向于戴逸的意见，即清朝闭关政策包括有对本国商人和对外国商人的两方面内容。因此，在提出清朝实行闭关关政策的具体证据方面，不少人都把清朝实行“海禁”政策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限令广州一口通商作为主要证据。[3]

    而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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