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发展农业生产技术。

       清代江南农民在农业生产上，投入更多劳力，发展了深耕、套耕等精耕细作技术；又增加用肥，发展了垫底、接力等合理施肥技术。他们种田治地，施用粪肥、河泥、绿肥、豆饼等肥料。种桑种棉的用肥更多于种稻。用肥增多，促进了肥料的商品化。绿肥种子和豆饼通常都需要购买。经营地主和富裕农民购买粪肥的渐多。《沈氏农书》曾记载到平望镇买“磨路（牛粪肥）、猪灰（猪厩肥）”，到“近镇买坐坑粪”，还要从桐乡“必往杭州”买人粪，等等。饼肥肥质优良，效力大，使用方便，施用饼肥已经很普遍。据《沈氏农书》、《浦泖农咨》和《租核》等书提供的资料估算，明末至清后期经营地主与富裕农民每亩土地用饼肥的货币支出，约增加二倍多。劳动集约型农业向资金集约型农业转变开始显露苗头。清代以“粪多力勤”为特点的农业技术体系，就是在江南农业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明末清初提出“凡种田固不出粪多力勤四字”的《补农书》（包括《沈氏农书》）实为其奠基之作。包世臣更具体地以粮食为例，诠释了其增产效果：治田“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②清代江南地区种粮、种棉、种桑养蚕的农书很多，这些都是农民生产经验的结晶。农业技术的发展，正是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自然条件得到良好利用的集中体现。

       经过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棉花和蚕桑生产，在明代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者如果就地取材，从事棉纺织业和丝织业，就可以节省经过市场环节的各种费用，降低成本。农民如果以自己生产的原料进行加工，更可获得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减少原料费用。许多农民就是“植棉以始之，成布以终之”。《沈氏农书》也说，农民织绢，“若自己蚕丝，利尚有浮”，都是说的这个道理。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棉织品与丝织品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手工业品。它们都是衣着材料，特别是棉布更是广大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它们都有广阔的消费市场。充分利用原料资源的巨大优势，发展农产品产业化，就成为江南人民必然的经济选择。棉纺织业和丝织业都是传统经济中的重要产业，二者得一，就足以“通商贾，致富饶”，而今得到自然界恩赐，竟使二者都作为支柱产业，并行发展。

       棉纺织全为农民家庭手工业，在棉、粮产区，“比户纺织”。在蚕桑区，也有大量农民从事纺织，棉纺织在江南地区普遍发展。有些农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谋生之方已不专仰于田亩”，棉纺织已从副业发展为主业。他们既不离乡，又不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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