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到明代中叶，“苏湖熟天下足”已逐渐为“湖广熟天下足”所取代；江南由原来的稻米输出区，一变而为输入地区。<31> 这成为江南与以前基本经济区的又一个重大不同。随着它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新的经济格局开始形成。

    到清代，在江南大量输出棉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同时，长江中上游、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大量粮食及其他初级产品输往江南。仅以长江水路而言，十八世纪初叶每年运往东南沿海的食米，据估计约在1600—2700万石之间；十九世纪中叶，按时人冯桂芬的观察，每年数达3000—4000万石之多。<32> 这样棉花棉布的集中产区（如江苏），就能以其产品与粮食的优势产区（如长江中上游省份），进行跨省区的互相交换。同时或稍后，相似的现象也发生在珠江流域（通过珠江水系），以及华北与华南之间（通过运河和沿海航运等）。

    到十八世纪，这种跨区域比较优势互换的格局终于形成。这，是以前历朝都没有过的。它可以在不增加耕地、肥料甚至任何投入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布局的调整，进一步扩大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和提高社会的整体收入。这是在耕地的“全域性开发”之外，清代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成就。

    尤应指出，这一经济格局与中国现代的经济发展有着切近的接续关系。它到今天也没有“过时”。近百年出现的机器工业和现代城市的巨大发展，也未使之发生大的改变；而且，不管这种交流是否曾被人为割断，一旦“放开”，类似的局面就会再现和复兴。

进而言之，正是它及其背后的制度性因素，构成了中国当代改革的历史依托，<33> 和现代发展的真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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