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江南地区，同等面积棉花与稻谷的收益相比，是相差不多的。如果我们只看农田生产的收入，就难以理解农民何以会改粮为棉，也会因广东珠江三角洲具有土地利用的较高水平，而产生江南较之不如之感。但是若注意到江南农作只是一种原料生产，是为当地的农家手工业生产服务的，江南经济的重心是在“工”而不在“农”，便会得出不同的想法和结论。而这一点，正是江南与以往各“基本经济区”的最大不同之处。也可以说，如若没有棉业的发展，江南的先进地位也许早就难以保持。

    为什么说江南经济的重心在“工”而不在“农”？又为什么说江南地区已成为一个“传统工业区”？这不仅是因为江南棉区农民收入的实现形式，主要是卖布所得（即工业产品价值）；如果将其收入中农业部分与工业部分加以区别和比较，也会得出相应的结论。

    据纪载，明末动乱以前棉花每担值银一两六七钱，每斤约合一分七厘；棉布每匹约值银一钱五六分至二钱以下，再以三斤棉花织一匹布计，就可得出每匹布中工业和农业收入的比重∶它们在明末分别为一钱二分和五分左右，即总收入中工业部分约占百分之七十，农业部分占百分之三十，前者约为后者的二点四倍。清代康熙二十三年以后，花价布价趋于稳定。是年上白好花每担值银一两三四钱，棉布恢复到每匹一钱四分到二钱上下的水平。总收入中工业部分大约达到农业的三倍。乾隆三十年，常熟县沙头里大布细者每匹二百六十文左右，同一时期邻邑昭文棉价每担不出三千，<25> 总收入中工业部分约为农业的一点九倍。

    再从农民整体经济生活来看，江南许多诸如“竭终岁之耕，不足供二三月费”，“寒暑不辍，纱布为务”，“男子耕获所入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已罄（俗有六十日财主之称），其衣食全赖女红”的纪载，<26> 都可表明，江南棉区农民的一大半收入是依靠棉纺织等手工业劳动所得；如上所述，其工业收入约为农业部分的二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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