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广东的上述转变,是否由于本省生产能力不足以应付本地的需求,从而“被迫”做出的一个反应?这种看法也不一定正确。事实上,追求本省粮食自给,在广东并不是不能做到,但这样就会丧失了结构调整的良机,导致收入水平的下降;而一些地方粮食的自给,也未必能始终保证。<14> 在人地比率越来越低的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珠江三角洲农业的这一发展,不仅对其自身,也给周围地区带来益处。它扩大了对粮食等初级产品的需求,从而使广西等地的生产优势得以发挥,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如广西从历代统计人口不到200万人,昔日“土旷人稀多弃地”的状态,到清代发展到近千万人口;并到清代后期,仍汲汲于谋求米谷输出的扩大。<15> 另一方面,在从广西输入米谷、木、牛等产品的同时,广东也供给广西果品、糖、盐、铁器、陶瓷和各种纺织品。这样就建立起一种区域间各自发挥优势的经济交流关系。<16>
广东及其毗邻地区的发展,已具有不仅局限于小区域内的更大意义。当时实现了经济较高发展的地区,除广东珠江三角洲和四川盆地外,还有江南长江三角洲,以及华东、华北、华中棉区中心地带等一些地方。地方虽然不多,但意义十分重大。
三
如果说清代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可以作为新发展模式的一个典型,那么,另一种模式的典型就非江南长江三角洲莫属了。
在清代中国,一方面,以农家手工为主的传统工业走上了一条广泛而分散的发展道路,以满足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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