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王朝竟又选派京营的军队，以武装催索税款。民窑的业主们推举王大京等出面交涉，要求减免税额。王朝仗势逞威，又假传圣旨，把王大京等人逮捕起来。《定陵注略》卷五写道,“三十一年二月逮窑民王大京等。督理煤窑内官监丞王朝疏参大京等，有旨：逮问。”这就激怒了民窑的业主们，他们联合了采煤的工人、运煤的脚夫等劳动者，结成巨大的群众队伍，拥进了北京城，向明朝封建政府示威请愿。
这个事件实际上是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出现的新兴市民社会力量和最初的雇佣劳动者群众联合向封建统治阶级举行的震动全国的大示威。《神宗实录》第三八0卷叙述这一事件的基本情况是：
“王朝蔓将西山一带概行肆扰，且私带京营选锋，劫掠立威，激变窑民，几至不测。朝怒，遽以欺隐阻挠上闻，邀厂卫扭解之旨。于是（原字为上敖下黑）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
当时在“填街塞路”的“（原字为上敖下黑）面短衣之人”中间，民窑的业主们只能占少数，而最大多数是在煤窑里做工的雇佣劳动者和运煤的脚夫等劳动群众。这个群众的队伍，声势浩大，对于明朝的封建统治者形成了一个威胁。因此，当时内阁辅臣的奏疏中说：“马穷则攫，兽穷则啮，一旦揭竿而起，辇毂之下，皆成胡越，岂可不念?”工科都给事中白瑜也说：“今者萧墙之祸四起，有产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运煤之夫，有烧煤之家，关系性命，倾动畿甸。”
这个事件的结局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明朝封建皇室在民窑的业主们和劳动群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撤回了王朝。《定陵注略》卷五载：“吏部尚书李戴等，顺天府尹许弘纲等，给事中胡忻、白瑜等，御史袁九皋、汤兆京等，各疏论王朝激变，俱不报；已而该监陈永寿题请撤回，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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