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清楚，购厂建局之事早已具体执行，到一八六五年五月初已即将完成。丁日昌后来所说“惟该局创建于同治三、四年间”，(《丁中丞抚吴公牍》卷四二，沈葆桢评选，光绪乙丑铅印小字本。台湾历史学家李定一也认为一八六四年“筹设”该局。见李定一《中国近代史》，台湾中华书局一九七四年版。)可作上述档案的佐证。

　　除这些记录，尚有足够资料说明在《李奏》发出前三个多月，虹局已设立，如《上海县续志》：“同治四年五月，购虹口机厂”；(吴馨、姚文楠：《上海县续志》卷二，民国七年戊午夏刊于上海南园。)为该局而派的钦差大臣铁良奏折：“同治四年五月”(见清廷光绪三十年六月初五上谕，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四册。也有资料说铁良南下有数事，见上海《中外日报》一九○四年九月二十日。但据上谕，铁良专为该局而派。)开局；《江南制造局记》：“谨按上海制造局，同治四年五月初购洋人机厂，在虹口开办。”(《江南制造局记》卷二。)这三条资料，一为上海地方志所记；二为专职专程为该局迁建新厂之事，特命南下的钦差大臣所呈之专折；三为本局人记本局事，年代不久，且写明“五月初”，公历为五月底到六月初，(上海地方史专家徐蔚南也曾说一八六五年六月初开局，见《上海文献》第十期，转引上海《新晚报》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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