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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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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8: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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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其琨先生在其所著的《吾国纺织业与日本之比较》一文中沉痛地指出：“日厂在彼国银行用款，只付年利六七厘子金……若我国金融界，适得其反，当民国八九年间，纱厂获利之时，银行钱庄，莫不以纱厂往来为得，且计息亦较轻。至近三年来，纱厂损耗愈巨，而金融界之逼迫亦愈紧，向之凭信用往来者，今则以厂基货物作押矣；向之月息八九厘者，今则加至一分以上矣；其自命眼光远到者，对于吾业放款，迳行拒绝，若稍肯通融者，则一方吸取重利，一方尚以维持实业之美名自居……”（注：《上海总商会月报》3卷10号，第7页。）到本世纪20—30年代，由于受国内战乱频仍和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市场丧失，市面萧条，产品无法脱售。民族工业内困于资本人才的匮乏，外遭西方资本主义商品倾销的打击和封建势力的压迫，非但没有比从前发扬光大，而是日趋衰微。如资本薄弱的火柴、卷烟等工业部门，固已不胜外资的压迫和苛捐杂税的横征暴敛而日趋危殆，即使是规模较大的纺织、缫丝业，亦因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农村经济崩溃的影响，出口锐减，内销迟滞，以致亏损倒闭。（注：《中国银行二十一年度营业报告书》，《二十一年度之工业》，第49—52页。）银行家为自身利益所限制，实不愿冒风险将宝贵的资金断送在脆弱的民族工业之手。
从总的情况看，在中国民族工业面临危机的时候，能够得到中国银行业帮助的很少。中国银行自1928年改组后，以“增加工商业放款，以辅助生产事业不发达”为己任，但到1932年，在中国银行的放款总额中，政府机关放款仍占42.6％，商业放款占22.38％，工业放款只占11.46％。（注：《中国银行二十一年度报告书》。）在放款总额中，工业放款只占微不足道的地位。交通银行是政府特许的一个实业银行，但1932年它对“货物抵押及其它工商业投资”的数额，亦仅“约占总额百分之九”（注：《交通银行二十一年度报告书》，第10页。）。这两家业务范围最广的全国性大银行的工业放款竟如此稀少。
为求自身资本扩充，中国银行业对工商业放款的取息亦十分高昂，这使民族工商业常感到难以忍受。1927年华商纱厂联合会在其宣言中有这样的话：“国内金融，贷款息重，厂商辛苦经营，谋偿银行钱庄欠款之子金，犹虞不足，日积月累，母子相乘，只有出于售厂之一法。”（注：陈铭勋：《经济改造中之中国工业问题》，第30页。）1933年4 月华商纱厂减工时，穆藕初先生也以“银行利息过昂”为纱业衰败之一大“远因”（注：天津《庸报》，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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