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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银行业的发展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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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8: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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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30日，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59页。）。据日本东亚研究所在太平洋战争后的调查，1936年在华的外商银行的资本构成中，放款占47％，外汇占11％，有价证券占28％，动产及不动产占7％，现金及准备金占7％。（注：见《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在放款中，绝大多数放给在华的外资企业，利率较中国银行业放给华商企业的为低，这就使外国企业大大增强了与华资企业竞争的力量。由于中国银行业要谋求自身的发展，它的资金也就偏重投放于通商口岸，以赢利为目的，中国银行业的商业资本，大部分用于推销洋货，便利洋布、洋米等外国商品的输入，而不便于丝茶等土产的经营。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自身赢得厚利，却是在助长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经济的膨胀，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有害无利。
3.本世纪20—30年代，尽管一些有远见的银行家开始注意到，追求银行自身的收益，要以发展社会经济为前提，开始对中国民族工商业进行贷款和投资，扶植危机中受困的民族工商业企业，但这种扶助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金城银行在近代中国银行业中以工业放款和投资比重较大而闻名，1937年金城银行的全部放款中工矿企业和铁路放款占42.2％，这样大的比重，在当时的银行中是少见的。该行指出：“银行在社会事业之立场，必须兼顾公共之利益。故本行授信（放款）业务除注意收益性外，其公益性也素所重视，凡能裨于社会建设者，虽薄利亦所不辞，否则，纵能博得厚利，不取也。”（注：金城档案：《金城纪念刊》。）并要求各行：“于承做放款时……遇有某种事业对于国家社会确有贡献或于本行职责及声誉确应承做时，应随时商请总处办理。”（注：金城档案：《行务会议议决案》，1935年1月23日。）金城银行在北方时期大力支持发展纺织、制碱、面粉、煤矿四大工业生产，简称“三白一黑”。浙江兴业银行十分强调该行创办本旨在振兴实业，并在以后历年的营业报告中多次重申，因而在日常业务中，放出款项往往压低利率，优先照顾信誉较著的企业、商店，与民族工商业的关系建立较早。如近代企业家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时，因资金不足未能开工，张謇来沪与浙兴商议，浙兴在本身资金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贷款25万两，对大生厂的开工起了决定性作用。据不完全统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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