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明清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评 |
 |
时间：2007-3-10 10:58:33 来源：不详
|
|
|
史事实的（《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他还考察了江南的水稻生产，通过分析明清江南气候、土地变化、人类努力的变化认为大体上有利于水稻生产并促进其发展，并对江南水稻种植面积、人口数、稻米消费量等的变化进行推算（《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水稻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从整个明清时期来看，苏州地区的棉桑种植收益有优于稻作的趋势，但经济作物的收益受诸多条件限制，有时却未必优于水稻生产。夏维中认为，明中后期苏州地区农业生产中水稻种植及产量还是有所提高的，“稻桑争田”还未出现，应客观评价商品性农业的发展程度，注意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人口压力对生产经营方式的巨大作用，是理解农业租佃经营长期占优的关键（《对明中后期苏州地区农业发展中几个问题的反思》，《中国农史》1996年第2期）。刘永成《从租册、刑档看清代江苏地区的粮食亩产量的估计》一文通过档案估算粮食亩产，立意较为新颖（《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
关于江南重赋的成因，学者历来有多种看法。范金民认为肯定存在重赋，并阐述其形成的具体原因、形态以及朝廷和地方政府为征收重赋采取的具体配套措施（《江南重赋原因探讨》，《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林金树也对政府为保证重赋的征收所做的努力进行了探讨（《简论明皇朝保护江南重赋区的若干重要政策》，《明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