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的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日趋浓厚，他们对义和团在反对外国侵略的一面认识的更多，赞赏义和团的言论也骤增。1903年留日学生在拒俄运动时说，俄人之所以一再踌躇，不敢发其席卷中国之势的原因之一，就是“庚子排外暴动之民气”，学生称赞这种“不可奴隶，不可屠割之一种毅然独立血诚”，是“中国前此未有之特色”。（注：《对于俄约之国民运动》，《江苏》第2期。 ）还有的说，义和团的举动虽“野蛮”了一点，然而也一时快心辣手，逞血气之勇，“乃使外蹙额屏足，莫可谁何”，这是至今“犹存影响于世界者”。（注：《民族精神论》，《江苏》第8期。）这些评论正是1903 年前后列强侵略加深之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内心反应。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也隐然肯定义和团是“自卫其乡族，自保其身家”的正义之举，看到了运动背后那种不可小视的“同仇敌忾之气”，他还把此上升到民族独立高度，以为将来中国一心，这种力量又不是直隶一隅的义和团可相比拟的，他们的自保身家之谋，也就不会弱于其它国家之人民。（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下册，第601—602页。）诸如此类的言论还很多，尽管其立论角度不一，但都在批评义和团“排外”的同时，更多地褒扬其保家卫国之正义性，欣赏其“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是“中国强国固根之本原”。概而言之，正是由于知识分子内心对义和团的赏悦，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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