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庚子前后的新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褒贬互有，心理上喜恨不一，甚为驳杂。但无论如何，从总体上讲，贬多褒少，忧大于喜。造成这种心理的背后质素是知识分子的“历史心态”和“现实心态”的结合。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新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都向往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同时又都反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在思想革命、社会变革方面倾慕西方、学习西方，而在维护民族独立、国家利益方面又反对西方。这样，也就形成了广大知识阶层和其它改革者的二难矛盾心理。再加上当时的新知识分子又多为一群处于古今中西新旧多重文化交织而成的漩涡之中的“边际人”，头脑中多元价值观念在同时起作用，难免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和抉择困难，从而体现出不协调的自我和角色。如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兼治天下”及“舍我其谁”的精英意识仍不时的支配着他们。这种历史与现实双重因素的耦合影响了知识分子，使得他们在经历了痛苦、希望、追求、奋斗、挫折之时，很难做到超脱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整个民族的得失为准绳对义和团运动进行评判。如此，在接受西方先进文明、追求近代化以及反对外来侵略之时，必然认为义和团不足为训；另一方面，伴随外来的压迫日渐加深，对义和团的抗争及其悲剧至少又难以从精神上全盘否定。简言之，以上诸多因素的交织，使得处于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子很难从他们的近代爱国主义观与下层民众的古典爱国主义观中找到契合点，来引导民众变革社会，最终皆因势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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