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颁布上谕表示:“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110页。)。表露的虽是超然于民教之上,但也透露了默许义和团合法存在,以便有朝一日利用的意向。刚毅等顽固派便利用那拉氏的这种心态,强令清军停止镇压义和团。当时负责北京城防的不少是顽固的王公大臣,他们为了利用义和团灭洋,便默许其入京。
这些历史过程说明,“灭洋”是义和团一贯的主张和行动,它取得合法的“灭洋”地位,是经过艰苦的斗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取得的。清朝统治者一贯与帝国主义站在一条线上,反对和镇压义和团的“灭洋”,只是到了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封建顽固派的统治受到了极大的威胁,义和团的发展壮大也使他们感到剿抚两难,与其镇压不能,不如抚而用之以作为向帝国主义讨价还价的筹码,才决心利用义和团“灭洋”的。这不是义和团“奉旨造反”,而是清政府在形势变化了的情况下被迫接受义和团的“灭洋”。
义和团之所以打出了“奉旨造反”的旗号也不是偶然的。如上所述,义和团的斗争纲领是“扶清灭洋”。可是在这以前,义和团所要扶的清不许他们“灭洋”,两者无法统一。现在的清政府不仅不再阻拦他们进入京、津“灭洋”,还给他们以支持,并参加了“灭洋”的行列,这样,义和团便把清政府看成是“灭洋”的政府、是值得“扶”的政府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组织便接受了清政府的统属,打出了“奉旨造反”的旗帜。这是“扶清灭洋”纲领在特殊阶段上的具体反映,其中既有统治阶级的利用,更是农民的阶级弱点的表现。但我们绝不能就此认为义和团在高潮时期的反帝斗争是“奉旨造反”,因为这只是表面现象,并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是清政府暂时接受了义和团的“灭洋”主张,而不是义和团“奉旨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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