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以揭帖声称，要“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翦书I一一四页）。至于铁路、火车、电线、机器，更是首先攻击对象，而这并非全是出于军事斗争的需要。

　　同时，为了表示同“洋”决绝，义和团也发挥了我们民族在修辞学方面的爱好，掀起了一阵改名风。如洋药改称土药，洋货改称广货，东洋车改称太平车，洋钱改称鬼钞，洋炮改称鬼铳，铁路改称铁蜈蚣，电线改称千里杆，交民巷改称切洋鸡鸣街，改洋字为“□”，“其意盖谓水火交攻也”，改清字为“□”，“其意盖谓扶清也”（柴萼：《庚辛纪事》，翦书I三○八页）。

　　义和团称洋人为大毛子，当然要不加区别地杀完，“以至华人之与洋人往还，通洋学、谙洋语者，用洋货者，其间分别差等，共有十毛之目”。十毛之人，“必杀无赦”。（佐原笃介、沤隐：《拳事杂记》，翦书I二七一页）

　　对于侵略先锋的传教士以及为虎作伥的教民，义和团给他们应有的惩罚，那是完全正当的。但如若认为被杀者都是外国侵略者或中国的奸刁恶棍，却似乎是缺少分析的。有统计说，庚子被杀教士男女七十八名，他们的二十九名小孩就同遭池鱼之殃（佐原笃介、沤隐：《拳乱纪闻》，翦书I一九二页）。教民被杀者相当多也是无辜的。如太原被杀教民李保儿十三岁，王春元十岁，王富元六岁，王福元未满一岁，张多默十一岁，其弟六岁。太原近郊杨家堡被杀教民王扁牛（女）九岁，王保小八岁，李洗柱十岁，王福小未满一岁（《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翦书I五一三——五一八页）。甚至连“西天主堂墓地”也“悉遭发掘”（柴萼：《庚辛纪事》，翦书I三○七页）。

　　马克思曾说，东方农民那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二卷，六七页）。这好像也是针对义和团而写的。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和蒙昧主义，实在难以用群众运动的主流支流理论来解释，更不能如戚本禹那样用义和团反帝斗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