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确者,录为拳变余闻,兴至即书,不复次其先后,视国变记尤详尽矣”。(《义和团》(四),548页。)
《庚子国变记》和《拳变余闻》是姐妹篇,两文互为补充,反映义和团运动概貌。这两篇文章是以清政府为中心记述义和团的,对清政府内部帝党和后党、“主剿”和“主抚”两方力量对立和消长情况,对“两宫”出都和“回銮”情节记述详尽;对义和团的源起、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及其在山东、京津两地区发生、发展状况,也有所记载。作者极力表白自己的记述是“所闻较确者。”的确,这两篇著述比那些“上谕”、“奏稿”之类的官样文章更真实,更可靠,为后人所重视,所引用。但这两篇文章也不是在所有问题,即便是重大事件的记载上都是准确的。例如一八○○年六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至落垡而还。原因在那里,作者的回答是:“以兵少不敢进,至落垡而还”。(罗□□:《庚子国变记》,8页。)这就不符合事实,由于义和团的抗抵,侵略者不是“兵少不敢进”,而是“兵败不能进”,被迫退回天津。对此,侵略联军司令西摩尔也不得不承认:“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复没。”两篇文章中类似这样的错误记载不止一处。
作者没有专门评论义和团的性质和作用,但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观点表现在字里行间。作者在行文中处处称义和团是“拳匪”、 “拳祸”、“匪党”、“愚民”,说什么“拳匪专杀自如,恣意劫掠”,“拳匪乱时,积尸于道”,对所谓“拳祸”的暴露可谓淋漓尽致了。人们不难看出,这种任意夸张乏具体内容的“记事”,除了说明作者自己的思想立场之外,没有什么史料价值。作者对清政府内部“主剿派”的失势深表惋惜,说什么“许景澄、袁昶、徐用仪之冤戮,称浙之三忠。三人中,袁昶最以节气学问著。”作者十分赞赏袁昶的“拳匪宜剿”的*主张。(见《庚子国变记》、《拳变余闻》。)所有这些都表明了他对义和团运动的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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