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2月出版了梁启超的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该书第六章专门论述义和团运动。书中关于义和团的言论不仅代表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反映了他的方法论。

　　梁启超分析义和团所采用的方法，概括地说是四个字：因、缘、果、报。什么是“因”呢？“义和团事件之起，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其一，则排外的心理”，“其二，则迷信的心理。”“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则外力之压迫”，“其二则政纲之废弛。”“此‘因’在境的方面者也”。虽然有“因”，但没有“缘”也不会变成现实。什么是“缘”呢？梁启超把“缘”分为“亲缘”和“间缘”；“亲缘”中又有“主缘”和”助缘”之分。“戊戍政变为义和团唯一之主缘”。清政府与外国公使间的“积怒”和山东直隶的连年“教案”则是“助缘”，他说：“得此等助缘，而义和团遂起”。

　　那么，什么是义和团的“果”呢？梁启超列举了八项所谓“正果”，主要是：军匪混化对全世界宣战：前后戕杀教徒及外国人数千；戕杀德国公使及日本使馆馆员；毁京津铁路，围攻使馆。梁启超称此为“一幕滑稽剧”，“一种极奇特的病态”。“有果必报。”义和团所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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