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00年前已安于做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注：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93页。），“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百依百顺的奴才”。它之所以在战争中做出一些反抗外国的姿态，只是因为它本身已“陷入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俘虏的地位。”（注：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1页。）上述观点在史学界颇有影响。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稿》等书大体上都采用了上述观点。
但是，胡绳的上述说法并不准确。他片面强调了中外统治者在反人民方面的一致性，却忽视了当时列强与清政府之间实际存在着的重大分歧和矛盾。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清政府的基本政策是：对义和团进行的反帝斗争尽力压制，直至使用武力镇压，对那些“学习拳艺，自卫身家”而尚未进行反帝斗争的义和团组织（当时，多数义和团组织还处于这种状态）则并不一律取缔和镇压。用1900年1月11日上谕中的话来说， 就是“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6页。）。帝国主义列强则认为，民众建立义和团、大刀会等组织，就是为了与外国对抗。它们要求清廷公开宣布对这些组织“全面镇压和取缔”。它们对1月11日上谕表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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