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它有鼓励义和拳之类的结社成员的倾向”（注：《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3、11页。）。 清政府在列强压力下，曾在1900年2月19 日上谕中宣布将义和团“严行禁止”（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2页。），清廷对裕禄、袁世凯在直隶、山东实行的“一律查禁”政策也予以认可。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廷愿意完全按列强旨意行事。1900年4月21 日的上谕仍然重申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止论其匪不匪，不必问其会不会”（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2页。）。
清政府对义和团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是为了维护它自己的统治。本来，义和团的斗争矛头是指向侵略者的，对清政府并无敌意。但是，清政府在列强压力下对义和团的斗争进行武力镇压，逼得义和团不能不以武力反抗。一起起分散的义和团反教会斗争逐渐演变为规模越来越大的反抗官兵的斗争。直隶总督裕禄动用了省内几乎全部能调动的驻防军，仍不能阻止义和团斗争的发展，不得不一面从海防前线大量抽调兵力，一面向中央和临近地区紧急求援。事实表明，义和团的反帝斗争顺乎民心，政府用武力镇压不仅难以奏效，而且产生了“官逼民反”、引火烧身的后果。如果再按列强旨意进一步扩大打击面，对尚未开展斗争的义和团组织也一律进行武力镇压，势必激起更大规模的反抗，以至可能危及清王朝的统治。清政府为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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