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历史上有哪一次旧式农民战争“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对封建统治者有“本质的认识”，“是真正觉醒的革命力量”呢？没有，从来没有。大量史实表明，处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之下的农民，尽管屡次掀起激烈的反抗斗争，但他们对封建主义的认识始终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农民的皇权主义是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皇权制度在农民思想上的反映，义和团不曾、也不可能“摆脱皇权主义的束缚”，是合乎逻辑的，并不值得奇怪。同样，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还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进到理性认识的阶段，“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东：《实践论》。)。很清楚，主要问题并不在于义和团是否摆脱了“皇权主义的束缚”，而在于如何实事求是地对义和团皇权主义的历史作用作出科学的分析。
首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的皇权主义起了号召和组织群众的作用。一八九八年以前，全国各地的反洋教斗争，都是零星、分散的，直到赵三多等人以义和拳名义发动起义以后，才逐步将那些分散的群众斗争汇合起来，发展成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在此过程中，义和团的两个皇权主义口号“反清复明”和“扶清灭洋”是起了号召和组织群众的作用的。
其次，皇权主义也是义和团用来打击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正如恩格斯指出：农民虽然“反对过个别官吏”，但“从来没有反对过”皇权，他们甚至把皇帝“看*间的上帝”(《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58页。)。农民往往依靠皇权来反对“个别官吏”。义和团在许多场合，一方面表示服从皇权，“毋犯朝廷法”，并宣言要“出力于国家而安社稷”(包士杰：《拳时上论》附《杂录》。)，另方面却又提出要“杀赃官”。这二者看起来似乎矛盾，其实是一致的。因为义和团是借助于皇权来反对“个别官吏”的。这样，他们“聚众而抗官”，“兵刃森列，俨同敌国”，也就成为合乎逻辑的行动了。于是，义和团不独“与官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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