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帝国主义的暴行和清政府的腐败与自然灾害的发生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灾区进行广泛的动员，扩大斗争的规模和声势，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义和团的传单、揭帖等宣传品中反复强调当时北方久旱不雨的原因，正是由于洋鬼子在中国的行径引起“玉皇大怒”而降下的灾难，“天无雨，地焦干，只因鬼子止住天”，“天久不雨，皆由上天震怒洋教所致”，所以只有“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期”。(见陈振江、程啸：《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义和团在揭帖和传单中说天旱的原因是洋人得罪了老天爷。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灾荒观有关，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人们经常用灾荒来说明“天象示警”，即所谓“天变之兴，皆由人事之应，未有政事不阙于下而灾眚屡见于上者也”。很清楚，在这里“示警”的对象是对封建统治者的警告。可是在义和团运动时期，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此时此地义和团首领们则认为“示警”的对象已从封建统治者转移到洋人的身上，这表现了义和团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强烈愤激的程度，把大家的仇恨集中到帝国主义身上。这表明义和团既有仇恨和勇气，但又缺乏从*上揭露敌人的能力，同整个运动的水平是一致的。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义和团通过这样不尽科学的宣传手法，在充满封建迷信思想的农民大众身上，却起了颇大的作用。据《天津政俗沿革记》记载：“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义和团史料》，下，第961页。)这些生动具体的材料告诉我们：义和团的活动同旱情的发展是同步增长的，义和团的鼓动宣传工作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1900年5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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