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中国外交之起，出于不得已而成互市，其间丧师辱国，赔款割地，盖儿乎无约不损，无战不败。故其时通国臣民上下，以复仇为雪耻，以积愤思报怨，以下令逐客为最快人意，以闭关绝市为复见太平”。(1900年6月9日（五月十三日）《中外日报》。《义和团》（四），第182页。)

　　“大拳会匪，似非欲与中国国家为难者。细揣其故，谅因近年来欧洲各报，屡倡瓜分中国之议，华人闻之，自必不悦，因怒生恨，积成今日之变”。(国外舆论：《巴兰德中国会党论》。《义和团》（四），第241页。)

　　“据东亚同文会会员报告云，中国事变之原因不一而足，然其要者，约有三端：

　　一、列国无故分据中土。二、当设铁道时毁坏坟墓，拆卸民房。三、基督教民，倘犯不端，皆极力袒护”。(国外舆论：《日人之言》。《义和团》（四），第255页。)

　　上述四条材料，除第一条出自怀来县令吴永之口外，其余皆是当时国际间的评论。他们在文中尽管攻击、污蔑义和团，但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导致这次运动发生的根本原因却无法否认。作为这次运动的领导者——义和团的各地首领，也正是利用当时的民族矛盾和封建暴政所引起的天灾人祸，把农民大众内心潜在的对侵略者和清王朝的愤懑情绪激发出来，推动革命运动走向高潮。这在义和团的文书、揭帖中有着鲜明的反映，义和团明确指出：“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外国侵略者“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横施强暴，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表示“最恨和约，一误至今，割地赔款，害国殃民”。(见陈振江、程啸：《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际此民族危机时刻，义和团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侵略，大家“自带口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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