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不等，长自二十余里至百余里不等。”“大河以南、章丘以东所有灾区，皆六月下旬历城杨史道口决口为之。其水挟小清河而行，纵横泛滥。各州县平地水深四五尺至丈余不等，广自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长自二十余里至七八十里不等。且溜势甚猛，涸退又迟，即地势稍高之处，禾稼皆漂没一空，庐舍亦坍塌殆尽，其民有淹毙者，有疫毙者，有饿毙者，有陷入淤泥而毙者。其幸而未毙者，则自秋徂冬，绵历数月，大都先淘柳叶以杂糠核而食，继采麦苗屑棉子以杂糠核而食。且立春前后，田野犹多冰凌，春麦犹未能补种。即东风解冻，可以补种春麦，而麦种亦复难得，麦秋仍无可望。父老每一言及，辄为泪下。此等苦状，以齐东、高苑、博兴为多，齐东一县又与各县灾区四面毗连，其民尤为困敝”。(《朱批档》，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七日溥良折。)
灾害旷日持久，民心哀怨浮动。1899年大批饥民在山东大刀会、义和拳等组织的发动和领导下日益发展壮大。很奇怪，这一年北方各省的自然灾害，一反以涝为主的态势，又普遍发生严重的干旱。清廷上谕称：“本年夏秋以来，雨泽稀少，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被旱之区甚广”。(《朱批档》，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裕禄折。)
当时直隶的灾情有这样一段记载：“光绪甘五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麦未种，……直隶三省未下透雨”。(《义和团史料》，上，第4～5页。)总计全省遭受旱灾地区共三十三个州县，“穷黎困苦，户鲜盖藏”。
山东的灾情较直隶更重，既遭旱灾又发虫害。(时东平、高苑、历城等少数州县也发生水灾。)据10月16日（九月十二日）上谕云：“有人奏，……本年山东登、莱、沂、青四府春间亢旱，二麦欠收。七月间，虫食禾稼净尽，粮价昂贵，较光绪二年加倍。其被灾情形，登州以海阳、莱阳、招远为最，莱州以平度、即墨为最，沂州以莒州、沂水、日照为最，青州以诸城、安丘为最，饿殍枕藉，饿毙在途”。(《清德宗实录》，卷450。)东抚毓贤虽饬令“赈抚局筹款，或予购粮以备平粜，或设厂煮粥隆冬散放”，(《录副档》，毓贤片，上奏日期不详，朱批日期为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但因“前此被水连年灾祲之余，元气未复”，(《朱批档》，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山东巡抚袁世凯折。)灾区人民的生活处境还是非常困难的。
与此同时，毗邻直、鲁的晋、豫以及西北之陕、甘，亦同遭旱魃困扰。河南旱情以黄河以北的怀庆、彰德、卫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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