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夏津县禀：“本年入夏以来，天津大沽一带洋人开衅，义和拳会随同官兵助战。而各处土匪乱民冒充拳民，百十成群，以仇教为名，四出焚掠。加以自春徂夏，雨泽稀少，饥民被其煽惑，人数愈聚愈多”。11月（十月）又禀：“卑县界连直隶，俗尚强悍。本年春夏之间，天气亢旱，不逞之徒被邻境拳匪勾结，始则焚掠教民，继则平民亦受其害”。(《山东义和团案卷》，下册，第617、809、811、587～588、88页。)

　　从上述摘引的几则史料中，可以看出正当直隶前线硝烟弥漫，战火连天之际，直、东灾民为配合斗争的需要，揭竿而起，势如燎原。当时，山东各级地方官吏报警之禀如雪片飞来，弄得山东巡抚袁世凯如热锅上蚂蚁，焦头烂额，难以应付。

　　第三，加入义和团组织。

　　历史资料浩如烟海，纷繁复杂，上引史料对灾民参加斗争情况的记载并没有给以明确的分类，也许上述的第二种类型中，就有不少人参加拳会组织，这是预料得到的。不过，为了找出其中的差别，作这样的分类，也有必要。关于灾民参加组织，进行反对教会、教民的斗争，山东长清县令在审讯贫民陈洪山加入神拳反教的案件中有一段较为具体的记录。据1900年7月（旧历六月）长清县禀：据陈洪山等供称，“均先未为匪犯案。光绪二十六年春间，伊陈洪山与茌平县人素习神拳之武洪生会遇，说起家贫难度。武洪生劝伊入伙，每日给与饭食，并称扰害洋教可以得财，伊贪利应允。六月十四日，在逃之武洪生起意扰害教民，邀集不识姓名十余人，嘱伊陈洪山邀人。伊陈洪山又转邀伊刘京莪、王敬柱、陈光兴、于三、路廷保、陈光道、陈洪喜、王振兴入伙。即于是夜同伙二十余人，分携枪刀，行至中途，伊陈光兴、于三、路廷保、陈光道、陈洪喜、王振兴均因畏惧，行走落后。伊陈洪山等储抵后小庄平民刘金声家，抗开大门进院，声称不应习教。刘金声惊起喊捕。伊刘京莪、王敬柱闻声先逃。武洪生即与伊洪山并不识姓名多人分赴各屋，将刘金声之子刘升仔并牛、骡、衣物、钱文一并掳掠逃逸，遗火烧毁房屋。后因团众跟踪追捕，将赃物器械撩弃，并将刘升仔放回，不意即被团丁勇役围住拿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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