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00年又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北方的旱灾也进一步发展。

　　首先是顺直地区，自春入夏，雨泽愆期，大名、顺德、广平三府属二麦收成减色。6月底（旧历六月初旬）虽下了一场透雨，但人秋后，直隶南部一带地方连续干旱。据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献县、曲周、高阳、沙河、平乡、广宗、永年、肥乡、广平、磁州、元城、大名、隆平、宁晋、饶阳等十五州县各有数十或数百村庄“成灾五、六、七分，及欠收三、四分不等，民情困苦异常”。安州、青县、静海、沧州、南皮、邢台、南和、巨鹿、任县、邯郸、成安、鸡泽、威县、新河、深州等十五州县各有数十或数百村庄“欠收三、四分不等，总均勘不成灾，但收成既已欠薄，民力不免拮据”。(《录副档》，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李鸿章折。)在这份奏报中，李鸿章为了保住乌纱帽，推卸责任，力图缩小灾情的严重程度。例如在他奏报中没有提到顺义、柏乡等县的县志中，都有“春夏大旱”，“十室九空”，“晚禾尽萎，大饥”的记载，从而造成“畿辅荒旱，赤地千里，民不聊生”的悲惨画面。

　　山东省入夏以后，不少州县又因旱成灾。如《续修济阳县志》记：“二十六年六月，旱，日赤如血”。《清平和临清县志》记：“二十六年夏，大旱，饥”。全省被灾地方达七十六州县。(山东灾害，除旱外，因春暖，黄河上游冰解较早，河水猛涨，2月，黄河在滨州决口，滨州、惠民、阳信、沾化、利津五州县被淹。)那时，陕西、山西也发生旱灾，而且旱情比直隶、出东更重。陕西受灾地区计“六十余州县，饥黎至百数十万之多”。(《录副档》，薛允升、端方折，上奏日期不详，朱批日期为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饥饿流民，络绎于道，所过之处，吃尽树皮草根，最后竟发生人相食的惨状。

　　山西情形与陕西相似，自春至秋持续干旱，全省成灾共计六十余处，赤地千里，致“饥民孔多，饿殍枕藉，三晋人心，莫不皇皇”。(《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第11页。)“旱乡之民壮者多逃于外，老弱妇女四出拾槐豆、扫蒺藜以食，树皮都刮尽。椽屋器物等鬻价极贱，无人过问矣。”(《义和团史料》，下，第10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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